学问之问：我们的知识生产为何面临危机？

近年来，中国的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对教育界盛行不衰的功利主义已经有不少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讨论。其中一个普遍的意见是，无论是教育或者研究，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功利主义实在要不得。并非所有的知识最终都会有用，也并非有用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因此，教授们既应当做有用的学问，也应当做无用的学问；学生们应当学些有用的知识，也应当学一些无用的知识。

不过，实际上，今天学界的悲哀在于，既没有“无用之学”，也没有“有用之学”。所谓“无用之学”指的是那些不能直接产生各方面效用的知识，即一般所定义的基础研究；而“有用之学”则指那些可以直接产生各方面效用的知识，也就是一般所定义的应用性学问。如果以此来定义，那么今天尽管人们越来越功利了，但学到的既没有“无用之学”，也没有“有用之学”。

“无用之学”和“有用之学”

先看“无用之学”。一般认为，基础研究是原创性思想的来源。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理工农医，我们仍然缺失原创性思想，这表明我们基础研究的落后状态。自近代以来，原创性的思想大都来自发达的西方国家。尽管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呼吁把人、财、物投入到基础研究中，我们也在这样做，但缺乏原创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

那么，“有用之学”呢？一般认为，国人擅长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在人文社科方面，一旦西方或者其他地方产生一个新概念，那么国人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此应用到自己的研究和学习中去。应用技术领域更是如此。很多年里，我们拥有了几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应用技术转化能力。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善于应用的能力仅仅是一个表象。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形是“学无所用”。所谓的“有用之学”就是学问必须能够用来解释、诊断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而我们的学术界离中国社会的现实越来越远。

这些年里，每年有一千多万大学生毕业，但社会上则流行着“毕业即失业”的说法。尽管这一说法有些夸张，但基本上也反映了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同时，企业和产业界则招聘不到可以立刻“使用”的大学毕业生。这至少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大学培养的学生和社会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结构性错位。人们毫无理由将这种现象的存在归咎于企业和产业。当培养的是“学无所用”的人才的时候，教育本身更需要进行反思和改革。

学问或者知识是人类进步的底层基础：如果学问落后了，那么社会的发展也会落后；如果学问错了，那么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会出现错误。当前我们学界所面临的这样或那样的困境时，更需要迫使人们去反思，对今天的“学问”提出质疑。

近代西方率先进步并非偶然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大部分进步都是发生在近代工业化以后。进步由西方伊始，之后逐渐地扩散到世界各地。进步的过程尽管复杂，但无非是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三者合力的产物。应当强调的是，这三者的结合也赋能西方塑造了今天人们所见的世界秩序。

人类进步的取得固然有很多要素，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中所产生的理性精神。之前，西方长时期地处于宗教黑暗时期，宗教教义被视为普遍的真理，被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文艺复兴把人类的重心从宗教转向现实，从神转向人，产生了科学精神。

尽管今天也有人认为所谓的科学精神在宗教黑暗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但人们对科学改变世界的结论并无任何异议。所谓的科学是一个通过人类自身努力而获得的知识体系，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本身）的认识，用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类可以用自己的理性来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

文艺复兴（Renaissance）发生在14世纪到16世纪，被视为是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开启了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转型。这场运动最先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

文艺复兴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第一步，随后是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它们共同为技术革命提供了思想和制度的前提。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思想”，人类之所以能够从“愚昧”走出来，主要是通过理性得到的“思想”（也应当强调的是，这和我们历来所强调的“思想解放”高度一致）。

借助古典人文精神的萌生，文艺复兴通过科学击退了神权，用理性替代了感性。无论是科学还是理性的诞生，都表明了新知识时代的到来。而新兴商业群体则被视为是文艺复兴背后的推动力。

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是幸运的。在科学和商业利益的结合下，文艺复兴处于方兴未艾中，就又迎来了一个“大航海时代”（Age of Discovery）。“大航海时代”又被称作“地理大发现”，是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人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绕道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他们也成功进行了第一次环球航行。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欧洲这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其超过亚洲繁荣的基础。“大航海时代”也促进了交通工具的变革和新技术的兴起。新大陆的发现，扩展了市场需求和人口移动的速度，技术革命变得不可避免。

“大航海时代”导致西方世界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全球意识”和“世界意识”。它远远超越了新地理的发现，更是科学知识的集成、系统化和再创造。

在《交换之物：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药和科学》（Matters of Exchange:Commerce，Medicine，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一书中，美国史学家柯浩德（Harod J.Cook）以荷兰为例，详尽地描述了欧洲的商业和知识如何结合在一起促进了医药、医学科学以及相关技术的进步。也就是说，欧洲的崛起不仅仅是古典文明的复兴，更是在全球范围内知识的收集、集成和系统化的产物。或者说，当时的欧洲是用“人类知识的总和”来实现自身的崛起的。

如果人们把文艺复兴和大航海两股力量结合起来考量，那么便不难回答“为什么工业革命自西欧开始”这一问题了。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通常认为它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由于机器的发明及运用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标志，因此历史学家将这个时代称为“机器时代”（the Age of Machines）。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近代西方率先进步并非偶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自主努力的产物。这里，商业和知识的结合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笔者一直认为，在学界有关“大分岔”（即工业革命为何首先在欧洲而非中国出现）的讨论中，商业和知识结合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被大大忽视了。

经验地看，在欧洲，因为各种因素，商业和知识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互相赋权，形成了巨大的变革动力；而在传统中国，知识始终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形成了主导性的保守力量。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商业追求的是变化，而政治追求的是稳定。知识既可用来变革，也可以用来保守，在这两方面，知识所能产生的力量是其它要素很难比拟的。

西方的变革源自新知识的产生，因此，英国近代思想家培根（1561—1626）说“知识就是力量”。培根提出，人类力量的目的是利用和改造自然，而人类知识的目的就是认识自然。认识自然就是发现事物特定性质的形式，也就是事物的规律和结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由此便成为了知识生产者的核心目标。

培根《新工具》

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总结概括了产生知识的两种方法，即演绎法和归纳法。演绎法或称演绎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是指人们以一定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认识为依据，从服从该认识的已知部分推导出未知部分的思维方法。作为西方传统的知识生产方法，培根认为，演绎法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知识无法扩展，演绎法只是把少量已知的知识进行了精细化的演化而已；二是演绎法是建立在命题和概念之上的，概念是对现实事物的抽象，甚至是扭曲。

因此，基于命题和概念的推理并不可靠，得出的结论看似确定，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培根因此提出了他著名的“归纳法”。简单来说，归纳法来自大量实验的观察和总结，并最后形成结论。也是正因为这样，培根开启了西方实验科学的先河，影响至今。实验是几乎今天所有科学都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

而培根所说的“归纳法”和“大航海时代”所集合起来的全球性知识有关。根据上引美国史学家柯浩德的研究，比培根年轻一些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更是受“大航海时代”所获得的知识的影响来构建其自身的知识体系。而正如人们日后所见，笛卡尔在欧洲近代理性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也奠定了西方的“无用之学”和“有用之学”。前者指对物理世界的事物（matters）和对人类世界的事务（affairs）的原理性研究，即认识它们的起源、发展和运行规律；后者指对前者的应用性研究，用来促进物质的进步，改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今天所谓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分野在那个时代已经形成，只不过没有像今天那样有明确的定义罢了。

为什么中国难以产生“有用之学”和“无用之学”

如果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或许人们能够找到一些原因来回答为什么我们既没有“无用之学”也没有“有用之学”的问题。在西方，“无用之学”产生于人们所说的“象牙塔”，最初是教会，后来是大学。西方的大学最早产生于教会。“上帝创造了一切”，但人们并不满足于接受这一信念，而且要探究上帝是如何创造“一切”的、这“一切”是如何构成和运作的。

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大都具有牧师背景，是牧师这个群体开始质疑上帝创造的“一切”的。在怀疑上帝的过程中，宗教赋予他们无穷的想象力。今天人们所说的“终身职”（tenured）起源于教会，初心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教会不能因为教授们对经典的不同解释而被解雇。（而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的“终身职”已经堕落到了只求不要丢掉饭碗了！）

中国是世俗文明，没有经历过西方那样长时期的宗教黑暗阶段，也没有发生过西方那样大规模的宗教战争。照理说，没有宗教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世俗文明更能促成人们对知识的追求。为什么没有这样发展？这里大概有几个因素。

第一，汉之后儒家的“类宗教化”。汉之前，儒家只是百家之一，在百家竞争中生存与发展，一代接着一代，充满活力。但汉之后，儒家成为了特有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学也从推动社会进步演变成为政治保守的力量。久而久之，儒家演变成为“类宗教”，对人的束缚甚至甚于宗教。宗教是看不见的，但世俗的东西是看得见的。至宋朝，儒家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完全束缚住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思维。

第二，世俗文明缺少了宗教文明所具有的知识想象力。有想象力，才会有“假设”，才会有“假设”的求证。对基础研究而言，想象力可以说是研究的第一步。

第三，世俗文明所具有的等级性导致了知识的等级性。宗教是想象出来的，因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包含着上帝面前的知识的平等。尽管文艺复兴是对古典知识的复兴，但实际上，文艺复兴所复活的知识挑战了以往所有积累起来的知识。挑战知识权威是西方知识演进的重要推动力。在传统中国，不仅人分等级，而人所拥有的知识也分等级。直到今天，所谓的“学术权威”或者“理论权威”是不容挑战的。

第四，儒家化的知识体系只关心人类事务（affairs），而对物理世界的事物（matters）不感兴趣。

第五，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传统中国没有“象牙塔”。传统中国的书院并非欧洲的教会，更非近代以来的大学。类似西方那样的大学只是近代以来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即使是大学，也很难成为不关心时事的“象牙塔”。实际上，中国的诸多大学并非专业知识创造场，教授也并非专业的知识创造者。无论是大学本身还是教授，迄今依然没有确立的“专业知识创造者”的身份。

基础研究是“无用之学”的主体，但传统中国一直没有能够确立基础研究的概念。从这个视角看，“四大发明”对中国本身的贡献极其有限，而对人类的贡献则是无限的。培根在《新工具》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后来马克思承袭了培根的说法，提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孔子讲学图

无论是培根还是马克思强调的都是这些发明的应用，但实际上，除应用之外，这些发明也推动着欧洲的基础研究的发展。例如，火药传到欧洲之后，成为化学的重要部分和基础研究的对象。但在中国本土或者东亚区域，人们对这些发明始终停留在低层次的应用层面，例如火药用来放鞭炮，指南针用来看风水。这不仅和世俗文明的“过于实际”的态度有关，也和人们对这些发明缺少“宗教般”的想象力有关。

如果没有“无用之学”，那么就应当有“有用之学”。传统上，“有用之学”发生在“士农工商”的意识形态构架之内。在这四个阶层中，“士”既是知识阶层，也是统治阶层。这个阶层的价值就在于“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这个阶层不需要回答“有用之学”的问题，因为“学”的目的就是成为“士”。实际上，传统上大量的文献（包括二十四史）大多为这个阶层所作，也是为这个阶层服务的。

其它“农工商”三个阶层自然是劳动者，他们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实践者。尽管历史上也不乏学者把他们的实践和智慧整理成书，但正因为“士农工商”的意识形态，这类在西方足以触发科学或者技术革命的、基于实践经验之上的知识不仅得不到重视，反而被有意识地遏制。李约瑟先生的《中国科技史》对此有很多讨论，因为他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要回答“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非中国”这个问题。

中国的学问路在何方？

近代以来，“有用之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科技领域，“科教立国”“科教兴国”的观念迄今已经牢固树立起来，没有人会质疑科技研究和进步的重要性了。但这个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改革开放之前，也有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科技研究和进步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遭到非常不公的待遇，甚至受到人身上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被彻底改变，国家和社会已经对科研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不过，也应当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拥有最强大的应用技术转化能力，但因为基础科研存在的诸多短板，从“0-1”的原创性技术依然缺乏。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从长远来看，会对国家从赶超经济和赶超技术转型成为前沿经济和前沿技术的过程构成极大的制约。无疑，这个问题也是今天国家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那么，人文社科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有用之学”在西方也是存在着问题的，诚如人们所说的，现在西方的“商学院和商业没有关系”“经济学和经济没有关系”。不过，很多发达国家在“产学研一体化”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大学、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人才（知识）流动也是相当制度化的。不管如何，很多西方国家的人文社科为资本所主导，资本不会白白浪费对这些领域的投入，总会千方百计地把“投入”转化成为“产出”。也就是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动力机制促成“有用之学”。

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晚清废除了传统科举考试制度，切断了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直接通道。此后，知识分子一直没有理清楚自己和政治、经济、社会等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无用之学”的缺失在于缺失“象牙塔”，那么“有用之学”的缺失在于缺失“实践场”。

传统上，政府机构或者官僚系统成为高层“士”阶层最大的实践场，而基层社会则是低层“士”（即传统所说的“士绅”）的实践场。但是，近代以来直到今天，知识阶层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实践场”，他们的研究和教育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实际严重脱节，既产生不了“有用”的知识，也培养不出“有用”的人才。

就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言，我们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诸多伟大的奇迹。一个伟大的时代呼吁伟大的思想，但现实是，我们的思想界处于“内卷”和萎缩状态。缺失“实践场”使得知识群体要不处于“搬用”和“翻译”西方知识的状态，要不处于凭感觉做研究的状态；前者表现为“找不到”中国命题，后者表现为“差不多”。

更为严峻的是，社会层面盛行“反智主义”情绪。反智主义在各个社会都存在着，但人们大都从宗教、权力和资本等层面讨论这个问题。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对反智主义者来说，就是把这句话倒过来，变成“力量就是知识”。宗教、权力和资本都可以表现为“力量”，一旦谁掌握了一种力量，就自以为掌握了知识。因此，“权力就是知识”“金钱就是知识”——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知识一分不值，这大概是很多社会的普遍现象。

但是，知识界本身成为反智主义的主体，大概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特有现象。学界都认可社会科学是实证科学，但经验地看，凭立场做研究、凭价值观做研究、凭意识形态做研究俨然已经成为今天学界的主流，所作“学问”呈现出假大空现象，“事实”已经变得毫不相关，“后事实”大行其道。

在社交媒体时代，为了流量的需要，今天各种形式的“主义”前面还必须加上“商用”两字，例如“商用爱国主义”“商用民族主义”等等，只要有流量的和有利可图的，大家便争着去做。尤其是一旦披上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外衣，似乎一切匪夷所思的行为都具有了合理性。从前被视为“牛鬼蛇神”的东西现在登上知识的殿堂，并倾向于成为主流。

尽管也有很多人意识到这样做并非真爱国和真民族主义，实质上是“恨国”的和“害国”的，但大家也只能感叹无能为力。不仅如此，一些企业和地方要不屈从于流量的需要，要不失去对事物的理性判断能力，对“流量至上”的趋势推波助澜。当流量被视为是真理的时候，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行为便成为理所当然了。

有人说，我们的学问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到“神学”的阶段。这话很难理解，但如果理解了，就会觉得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我们的知识生产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很多人在呼吁理性，但获得理性的难度已经超出常人的想象。如果这一趋势不能加以改变，那么学问界荒漠化将会变得不可避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ID：GBA_Review），大湾区评论 x IIA出品，作者：郑永年，校对：周宇笛，初审：覃筱靖‍，终审：冯箫凝‍‍‍